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朱德总司令和毛主席相继去世，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哀思之中。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人妖颠倒，鬼魅横行。生产停滞，百业凋敝，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6年9月9日，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不幸离世，四人帮便借此良机，加紧了对党和国家安全领导权的篡夺行动。
在华国锋、叶剑英等政治局常委的坚定领导下，我们广泛且深入地听取了众多政治局委员及老一辈革命家的宝贵建议，从而做出了果敢的决策，对“四人帮”及其核心成员进行了隔离审查。此举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支持，有效地挫败了“四人帮”的阴谋，捍卫了中国革命的光明未来。文化大革命也因此画上了句点。
当四人帮被捕的消息传遍华夏大地，欢声如潮，喜悦之情笼罩了整个国家。无论是熙熙攘攘的大都市，还是辽阔无垠的乡村，亿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连续三天举行了一场又一场热烈的庆祝游行。即便远在纽约的代表们，也举杯共庆，共同庆祝四人帮被推翻的辉煌胜利。
12月1日，一纸中央的调令如雷霆般降临，明确要求我在十日内务必圆满完成离职前的探访使命，随即我踏上了归国的征途。
当时，我的下腰椎疾病骤然加剧，无奈之下，我通过电话，依次向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驻华代表们、各国驻华大使以及美国及华裔的朋友们逐一告别，最终于12日重返北京。
踏入北京机场，我走出机舱，映入眼帘的景象令人瞩目——外交部全体副部长悉数到场，热情迎接，包括徐以新、韩念龙、何英、仲曦东、王海容等众多资深官员。
在我尚未开口询问，王海容便率先透露了重要信息：中央已经做出了最终决定，我将接任外交部长之职。至于乔冠华，鉴于他参与四人帮的活动，其职务亦相应地予以免除。
1971年10月25日，我国庄严地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国代表团中充满了欢欣鼓舞的氛围。图中左侧，我们可见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先生；而右侧，则是我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黄华先生的身影。
外交部，作为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曾经长期执掌政权的核心机构，其干部群体对“文革”持有各自独立的观点。他们始终坚决抵制，并英勇地对抗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错误行为。
江青及其追随者，为夺取最高权力，自是决不会忽视这一关键部门。他们积极介入外交部在文革期间的斗争，使得外交部成为文革中的重灾区。文革初期，驻外使领馆中的几乎所有大使与参赞均被召回国内，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名，他们遭到了无情的批判与残酷的迫害。
四人帮使用卑鄙的手段蒙骗广大群众，企图打倒周恩来和陈毅，再次打倒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在四人帮的操控之下，外交部紧急召集会议，对周恩来总理展开了无端的批判，指责他推行所谓的“三降一灭”外交策略——即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势力以及各国的反动派低头屈服，意图扼杀民族解放的斗志。
江青掌握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曾派员到外交部，煽动夺权。随后，外交部的政治部被夺权，部领导瘫痪，使外交大权旁落达一个多月之久。
在极“左”思潮的强烈冲击下，一连串事件接连发生，如万人围攻人民大会堂、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这些事件引发了极为恶劣的国际反响。
1975年夏，外交部内一小撮人贴出大字报批判邓小平搞卖国外交。
在文革的尾声阶段，江青对乔冠华的拉拢愈发紧密。根据事后公开的四人帮名单，乔冠华被委以副总理的重任，并兼领外交部长之职。
“中央政治局已正式作出决议，指派你回归岗位，全面领导外交部的工作。”
不久后，我拜访了叶剑英副主席，他对我简要地概述了推翻四人帮的整个过程。
此刻，我方才深刻体会到，叶剑英同志——一位在革命道路上屡创辉煌的杰出将领，在国家命运面临重大转折的紧急关头，毅然决然地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再次为国家和人民的福祉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叶帅始终坚定不移地抵制江青及其同伙在文革期间的反动行径，因此被四人帮视为眼中钉，他们无故对叶帅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严密监控其一举一动。
1976年6月，我从纽约归来，便立即回国汇报工作，并特地拜访了叶帅。鉴于防范窃听的必要性，他特意将客厅的收音机音量调至最大，使得我们的对话显得颇为吃力。于是，叶帅提议不如前往当时按照江青的指示对公众封闭的北海公园，或许那里环境会更加适宜。
湖畔仿膳饭店前，我们俩安坐于椅子上，悠然品味香茗，畅所欲言，分享彼此的心事。而在此同时，他的秘书与警卫各自散布四周，悠哉地垂钓于水域之畔。
葉師對國內當前局勢深感憂心，並對此表露出顯著的不滿之情。然而，他對老幹部和軍隊充滿信任，堅定地相信廣大群眾對於“四人幫”的所作所為，雖然心中充滿了憤怒，但因畏懼而未敢將其表達於言語之中。
果然不出所料，仅仅半年时间，四人帮便告覆灭，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共庆胜利。自那时起，我国踏上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乔冠华、章含之
乔冠华，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并不陌生。正如张颖同志（章文晋副部长夫人）在其所著《外交风云亲历记》中所记载，那是在1974年的寒冬，她与丈夫章文晋一同归国，向领导汇报了工作进展，并对乔冠华部长详尽地阐述了一系列情况。在汇报之余，乔冠华部长及其夫人章含之亲切地邀请他们夫妇二人家中小聚。
众所周知，您对文革的局势有着透彻的理解，周总理的健康状况也已危在旦夕，恐怕不久于人世。明辨时势乃智者之行，您理应深思熟虑，尤其是江青对您的深切爱护与重托。
章含之私下透露，江青对章文晋颇有好感，对他的才华更是情有独钟。
显而易见，乔冠华与章含之审时度势，果断地举起了江青的旗帜，借此招募人才，结党营私。这段回忆生动而深刻，鲜明地揭示了乔冠华、章含之内心深处的阴暗面。
1977年，我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罪恶行径。在此过程中，外交部众多干部和群众对追随江青、反对周恩来总理的乔冠华与章含之两位人士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并对他们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严厉的斥责。为此，外交部特地召开了两次全体大会，对二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在共事于外交部的日子里，我有幸与乔冠华同志的前妻龚澎同志相识，她同样是我的燕大校友。龚澎同志不仅以学生运动中的杰出骨干身份著称，更因她卓越的业务能力和坚定的政治信念，在女干部队伍中独树一帜。在重庆那段岁月里，她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在外交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对她的敬仰，始终如一。遗憾的是，文革期间，因过度紧张与劳累，她不幸英年早逝。当我身处在干校的劳作中得知这一噩耗，心中不禁充满了哀伤。
乔冠华、龚澎
乔冠华颇有文采，所写时事述评受到读者欢迎，得到组织上的重用。但他的毛病缺点也非常突出，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不思改造，反而怨天尤人，这严重地阻碍了他的进步，也影响了他同领导和同志的关系，曾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和李克农同志多次的严肃批评。
文革后期，他参加了对周总理的无理批判，受到外交部广大干部的非议，他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生观支配下终于投靠江青一伙。
鉴于文革期间外交部工作所遭受的严重滞后，我深刻体会到了加快步伐的迫切性，以弥补那段宝贵的时光。这不仅符合外交部同仁们普遍的强烈愿望，更是我们当前的首要职责。因此，在处理批乔问题上，我们应当适时停止。尽管如此，外交部内部极左思想的遗存以及派别间的对立依然根深蒂固，工作秩序尚未完全恢复至正常轨道。
1978年，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思想，这一号召如春风化雨，引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精神层面上实现了彻底的解放。为了切实纠正思想偏差，党内部展开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广泛深入的讨论，并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剖析。外交部也迅速响应这一精神，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正气得以彰显，整个团队因此步入了团结协作、积极向上的新轨道。
精准的干部选拔与培养政策，是外交事业稳健发展的坚实支柱。自我回归岗位，我立即着手恢复了一批因无端原因被边缘化、却具备优秀德才的干部职位，并对相关职能部门及司局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与此同时，我逐步将全国五个省份的五七干校中近四千名干部调入外交部及其分支机构，这一举措有效加强了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干部队伍实力。
外交部长肩负的责任至关重要。作为我国对外政策执行的枢纽与智囊，外交部下辖的各区域司与业务司正全力以赴投入于案件处理、深入研究和向上级机关汇报、请示，以及提出建议和制定应对策略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们亦肩负着筹备出访、参与国际会议的重任，接待来自全球各国的官方代表团，积极参与重大问题的谈判与协商，并向中央政治局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关键外交事务进行专项汇报。
在我执掌职务期间，我严格遵守中央的明确指示，成功推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中美关系的正式建立，以及就美售台武器问题达成八一七联合公报的谈判与公布。与此同时，我们着手为香港回归的事宜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并努力改善与印度及苏联的外交关系。此外，我有幸亲自或率团访问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及美洲的52个国家，与众多来访的外交部长和国家元首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在办公室与日常的居所，我们每日都需面对如山般堆积的文件，逐一进行审阅和批改。周总理生前常以此提醒我们：在外交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务必掌握好分寸，切不可超越权限。外事无小事，关乎国家大义，即便是细微之处亦不容忽视。
我深刻认识到，在处理涉及政策声明或对外公开表述的任何内容时，负责人必须亲自对措辞和用语的选取进行严格审核。
我们对请示报告的程序极为重视，全力争取中央的引领和指导，致力于做到尽善尽美，毫不动摇地排除任何失误发生的可能。
外交部在日常运作中的一大亮点是频繁接到紧急电报，尤其是那些从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来的急电以及特急预备电报。这些电报通常在傍晚时分送达，并规定必须在午夜之前作出回应。这一对时效性的高要求，旨在确保我国常驻代表团能在纽约时间次日清晨准时发表声明、阐述立场或参与投票。
得益于纽约与北京之间十二小时的时差，代表团得以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时间差，进行必要的请示工作。
不时，纽约发来的紧急电报便会径直送达外交部，随后即刻转送至我的居所，以待我审阅。面对那些亟需处理的文件，机要通信员始终坚守岗位，及时将它们呈递给小平同志审批。当时，小平同志的听力依旧锐敏，他常通过电话征询意见。